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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edia Digest

中医药在建设健康中国中的使命担当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中国中医药报】国医大师 孙光荣 党中央、国务院基于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召开了在我国甚至世界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我有幸参加了这次大会,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深为感动、振奋,深受鼓舞、启迪。这次大会使我充分认识到:为了达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以健康为根本,建设健康中国;作为“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的中医药必然在建设健康中国中具有重大的使命与担当。 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建设健康中国。 “民为邦本”,古人说,“民以食为天”,在民生维艰的时代或国度里,执政者只能以让人民能够有饭吃为治国理政之本。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中高等收入国家当前及今后都必然要求“民以健为先”,执政者当以人民健康为治国理政之本。从“民以食为天”迈向“民以健为先”,这是治国理政基本理念的本质飞跃。因为人民创造一切,唯有人民健康才能民族兴旺、国家富强。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由此可见,建设健康中国,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领域、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地区的事情,而是“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以健康为根本,坚持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 建设健康中国的根本目的是人安、家安、国安。任何人只要失去健康,就难以达到人生的奋斗目标;任何家庭只要一个成员失去健康,就难以实现全家幸福安康的愿望;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一定比例的人民失去健康,就难以达成民富国强的理想。 而要实现全民健康,根据我国的国情实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提出,新形势下,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是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 这一方针是在深入分析了我国卫生与健康整体形势的基础上提出的,指向正确、要求准确、针对性精确、目的性明确,主要是指明了六个方面:一是指明了卫生与健康的工作重点,要把增强防病治病能力的重点放在农村、社区等城乡基层;二是指明了卫生与健康的工作的动力来源,要以医药卫生体制、医药理论技术等改革创新为动力,推动健康中国建设;三是指明了卫生与健康工作的基本任务是预防为主,要将以治疗疾病为中心转化为以健康促进为中心;四是指明了卫生与健康工作的主要力量是中西医并重,标明了中国的两个医学主体是中医、西医,而且强调“并重”;五是指明了卫生与健康工作的范畴,要求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实现卫生与健康方针政策、规划计划的决策全覆盖;六是指明了卫生与健康工作的终极目标,是全民共建共享,实现全民健康。共建是前提、是基础,共享是目的、是成果。 新形势下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前进指南。 使命担当:振兴发展中医药 中医药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和同疾病作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医学科学,是我国具有独特文化、理论、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突出阐明了“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大量引用了孙思邈“大医精诚”等中医药经典著作的名著、名论、名言的基础上,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这就是要求我们中医人同心协力振兴发展中医药,当前我们每一个中医人至少必须、也能够在四个方面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一是要保持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提高中医药治未病与治已病的服务能力,提高中药的栽培、采集、炮制、研发质量,以基层为重点,让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彰显中医药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正本清源,整理和研究中医药典籍和老中医学术经验,研究和规范中医诊疗程式,创新中医药理论,培养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使中医药学术经验得以正宗传承;三是普及中医药文化,研究和传播养生防病的知识、方法和技术,加强健康促进与教育工作,使人民大众逐渐养成天人相应、中和养身的生活方式;四是吸收、消化、融合现代科学技术,创新中医药临床应用的理论、技术、方法、器械和药品。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将中医药事业发展推进了快车道,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说:“中医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大有可为”,一定要“以新理念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这正是所有中医人的心声和愿望。曙光在前,让我们中医人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指引的大道上,携手共进,奋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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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快速工业化秘诀解析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Political economy

[在中国经济减速的时候,说中国必然成为发达工业化国家和全球创新领头羊,是要有足够底气的。 本文作者文一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助理副行长,清华大学经济系CCB讲席任教(2008-2015),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客座教授。他不落窠臼,既不基于西方中心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偏见对中国盲目悲观,也不基于中国曾是持续几千年的全球最强大文明这一事实来推断中国必将重返巅峰。 作者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入手,归纳历史上成功实现工业化国家的基本发展规律,剖析了中国崛起为何必将实现的原因。 他说,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奇迹已经基本结束:经济增长率已经从两位数降到了7%,甚至更低。中国的股市低迷,人民币也倍受攻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预测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似乎是过于乐观了。 但是,这些悲观论者或许知道如下历史事实:美国在整个19世纪崛起的过程中发生过15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和一次长达四年的内战,而且在成功追上英国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强国之后,美国经济还在1907年和1930年两次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美国不仅没有崩溃,而且还在整个20世纪主宰和引领了全世界在各个领域的发展。 除本文外,作者在其新著《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中文版即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将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中,对支撑上述结论的理论框架给出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本文原载4月号圣路易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区域经济学家》杂志(the Regional Economist),文一教授赐稿观察者网发布中文版,观察者网马力全文翻译。] 仅用35年的时间,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变成一个令人敬畏的世界头号工业国和制造业中心,有着14亿人口的中国是如何在鸦片战争一个半世纪后突然实现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呢?要知道,很多具有更“优越”的社会、经济和地缘政治条件的小国都一直无法做到这一点。探究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其中有两种颇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 一种属于盲目悲观派,认为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超高速增长不过是政府靠海量投资制造出来的“振兴假象”,是靠牺牲环境和人民长远利益炮制出来的经济泡沫。 这一泡沫的不可持续性在于,中国缺乏一系列使得西方当年能够崛起并维持其经济繁荣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文化和政治元素,比如民主、人权、言论自由、法制、私有银行和独特知识体系,以及完美的市场机制、资本自由流动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等;因而中国必须靠不断山寨和剽窃西方技术和商业秘密,以及更多的低效国企投资来维持基本增长和就业。 一旦廉价劳动力用光(即所谓刘易斯拐点到来)和政府债台高筑,除非能够实现政治体制向民主制度转型,完成彻底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全面的国企和土地私有化,中国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崩溃将不可避免。 另一种观点属于盲目乐观派,认为中国的崛起不过是向曾经拥有的上千年辉煌历史地位的自然回归。中国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这一历史地位至少从公元前200年保持到公元后1800年,也就是英国工业革命初期(见图一)。 中国曾创造了无数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奇迹,包括促成文艺复兴后西方全面崛起不可或缺的四大发明以及在陶瓷、纺织和炼铁等方面的领先技术。因此,中国一旦觉醒,回归它以前灿烂文明的巅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拿破仑曾形容中国是一头睡狮,“让他睡吧,因为当他醒来时,全世界都将为之颤抖”);而这个时间点已经到来。 但是这两种观点都缺乏严格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经不起推敲。它们或是基于西方中心论的偏见,或是基于对历史的肤浅线性外推。一个不具备创新能力和包容性政治文化的国家如何可能保持35年的超高速增长,迅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变成“世界工厂”和全球制造业中心?这一点,资源丰厚的非洲没有做到,奉行 “华盛顿共识”和“市场万能”的拉丁美洲没有做到,甚至工业基础雄厚并采纳了民主制度的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也没有做到。 另一方面,如果灿烂的古代文明能够预测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未来,那为什么埃及、印度、希腊和奥斯曼帝国没有重振昔日雄风,在今日工业强国林立的世界经济和政治舞台中心闪亮登场? 本文为中国崛起给出了一个不同的解释。这个解释根基于西方当年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迅速崛起的历史,根基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内在政治经济学逻辑,根基于对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多次工业化失败原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借助于这一解释,我们不但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奇迹发生的根本原因并更好地预测中国未来国力的走势,还可以借以分析其他国家工业化成败的深层次根源,包括第一次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而不是在其它欧洲国家或当年的中国和印度)发生的“秘密”本身。 近来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奇迹已经结束:经济增长率已经从两位数降到了7%,甚至更低。中国的股市低迷,人民币也倍受攻击。在这样的背景下,预测中国崛起势不可挡似乎是过于乐观了。 但是,这些悲观论者或许知道如下历史事实:美国在整个19世纪崛起的过程中发生过15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和一次长达四年的内战,而且在成功追上英国并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强国之后,美国经济还在1907年和1930年两次处于崩溃的边缘。但是美国不仅没有崩溃,而且还在整个20世纪主宰和引领了全世界在各个领域的发展。而这绝不是因为美国具有与世不同的政治制度和价值体系,而是因为它在整个19世纪一百年间全力推行了建国之父汉密尔顿为其制定的正确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 关于中国崛起的几个基本事实 35年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三分之一;今天,以工业产值计算,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中国当前用低于世界6%的水资源和9%的耕地,生产出了接近全世界一半的主要工业品,其中包括粗钢(美国水平的8倍,世界供给量的50%)、水泥(世界总产量的60%)、煤炭(世界总产量的 50%)、汽车(超过世界总供给量的四分之一)、工业专利申请(美国的1.5倍)。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高速列车、机器人、隧道、桥梁、高速公路、化纤、机械设备、计算机和手机的生产国。 上世纪70年代初期,也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中国的制造业与美国相比不值一提;到了80年代,中国的原始乡村制造业开始繁荣,继而引爆了一场轻工业革命,使中国的重工业能够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起飞,并从此开始超越一个又一个当代制造业强国;并最终在2010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 中国的秘诀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短短35年,中国是怎么做到这种历史性超越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终于找到了工业革命的“秘诀”。 那么,工业革命的秘决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中国在自鸦片战争以后的140间年反复尝试却一直没能发现这个秘诀呢? 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社会经济事件,其重要性甚至可以与人类使用火以及发明农业生产相媲美。 在工业革命前,人类处于自然经济中,生产仅能满足自己所需,受到所谓“马尔萨斯陷阱”的困扰——因为农业社会生产资料和粮食的增长速度总是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因此人均生活水平永远无法提高。这个生存状态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但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从1760年开始,英国人的生活水平开始快速提高,人均收入进入长期上升通道。这首先体现在纺织业的规模化生产方式上。由于纺织品的量化生产,过去人类历史上需要一家人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手工劳作才能获得的布匹和衣服,现在由纺织机几个小时就能完成。因为机械化生产方式使得英国的国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以及军事力量经历了如此快速的增长,世界各国开始努力效仿英国的工业革命以便能够跟上英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火车 不过,这种复制英国工业革命的努力在其后二百多年间仅有几个地区获得了成功:北欧、西欧、美国、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即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观察者网注)。这些工业化地区的人口加在一起仅相当于世界人口10%左右。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的四条小龙经虽然历了快速的工业化,但其中某些经济体(例如台湾)目前的人均收入也仅仅达到美国的一半。 工业革命被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不断地模仿和尝试过,为什么只有占世界人口10%的几个地区取得了成功呢? 目前最流行的关于经济发展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即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政治制度是关键。因为政治制度决定了经济制度,而经济制度又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速度。 一方面,包容性政治制度(例如民主制度)可以约束精英阶层的贪污腐败和勒索行为,为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私人产权和法制提供制度保障,从而对民间的财富积累、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提供最基本的激励。 另一方面,榨取性政治制度(例如封建专制制度)不仅意味着人民缺乏选择的自由,也意味着私人产权不受保护,法制不健全。这些都浇灭了人们努力工作、积累财富以及发明创造的欲望,其结局一定是全社会的贫困。因此,经济发展的前提和消灭贫困的手段只能是通过流血或不流血的政治变革来实现民主制度。 上述制度经济学理论是否真有道理呢? 实际上,此类理论很难在历史事实面前自圆其说。 首先,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贝克尔特(Sven Beckert,2014)指出:“当年的大英帝国,作为第一个开启工业化的国家,并非是一个后来人们所描绘的自由、开明和廉政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军事开销庞大的、总是处于战争状态的、奉行干涉政策的、高税收的、债台高筑的、极端贸易保护主义的官僚集团和强权国家。它也绝对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参见作者《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第150页) 其次,目前世界上有大量民主国家处于经济增长停滞和政府停摆的厄运里:阿富汗、埃及、伊朗、利比亚、巴基斯坦、泰国、突尼斯、乌克兰等等,此类国家不胜枚举。再次,有很多施行榨取性制度的国家,其经济却颇为强大,例如二战前的德国和俄国。 政治制度不是决定生产力发展速度的关键因素。上图为偷渡到意大利去的利比亚难民 事实上,制度经济学理论也解释不了俄罗斯在施行民主改革和“私有化、市场化”的“休克疗法”后为何却一蹶不振,解释不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的工业化,更解释不了韩国和新加坡在民主制度缺位时却成功实现了经济起飞。 另外,在政治制度、私人产权和法制状况都相同的同一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城市和同一城市的不同街区,却同时存在极端贫困和极端富裕两种社会经济状况,同时存在暴力犯罪和依法守法两种社会环境。这种同一政治和经济制度下两种截然对立的社会现象的共存可以在很多美国城市找到。意大利也是个颇为典型的例子,其南部非常落后,而北部却很富裕。为什么? 原因在于,无论是冠冕堂皇的制度经济学理论,还是数学严密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都根本无力解释二百多年前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因此,这些流行理论对发生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黄土地上的伟大工业革命也就自然缺乏起码洞见和理解力,因此一而再、再而三地误判和低估中国工业化的威力。 中国工业化在历史上的失误 目前发生在中国的工业化并非它历史上的第一次尝试,而是它过去一百多年里的第四次工业化尝试。但前三次都没能成功点火引爆工业革命。 中国第一次向工业化的进发是在1861年到1911年之间,也就是中国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之后。 由于不得不接受西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当时的清政府备感羞辱,开始奋发图强,启动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现代化项目,以便改造当时非常落后的农业自然经济。中国的第一支现代化海军和初步工业体系就是那时建立的。 这场“洋务运动”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早了整整8年。然而50年后,清政府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政府债台高筑,国家风雨飘摇,社稷民不聊生,愿景中的工业化强国无影无踪。反观日本,晚了近十年的明治维新运动却使日本在50年后成功实现了工业化。 清政府对中国现代化的无能使得中国社会各阶层对“****”的呼声席卷中华大地,最终导致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榨取性”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制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按照西方体制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 新政府希望通过模仿美国政治制度(包括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使中国工业化。当时在中国流行的口号是:“只有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可以救中国”。由知识精英组成的革命者认为,清政府没能将中国工业化以及中国全方位的落后,都是由于缺乏民主、包容性和多元化政治体制(这正是当代制度经济学理论的主要观点)。 但是,辛亥革命约40年后的1949年,中国仍然是地球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第二次工业化努力也因此失败了。 1949年10月1日,由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大众推翻了国民党政权,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生的中国政府希望借助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进行第三次工业化尝试。但是30年努力之后,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崩溃的边缘”,四个现代化遥遥无期。 可以说,中国在1978年仍处于马尔萨斯陷阱,其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相比并无本质性进步。 因此,中国历史上数次工业化失败的原因并非是由于缺乏自由市场或私人产权——清朝在17和18世纪时的市场自由度和私有财产保护力度比当时的英国以及整个欧洲还要健全得多(参见《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里提供的参考资料);这种失败也不是因为缺乏包容性民主制度——民国时期的政府是如此具有包容性,甚至中共党员都可以在政府内任职。 相反,恰恰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的三十年间,中国初步建立了一整套相对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工业体系,虽然这一体系非常缺乏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并完全靠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支撑。第四次工业化尝试有何不同? 中国的第四次工业化尝试是由邓小平亲自启动的。与俄罗斯在90年代初所做的改革不同,中国没有接受任何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政府的建议,而是按照中国的国情采取了一种务实、卑微的态度和一系列渐进、试验性的经济改革措施。 而正是这些由一批具有敏锐政治嗅觉的政治家推行的务实的试验性的渐进改革措施使得中国终于在黑暗摸索中找到了工业革命的秘诀。 此次改革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不放弃党和中央政府的绝对领导(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相反),在不惜一切代价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引进和发展市场经济; 二、聚焦社会底层改革,从农业领域而不是金融领域开始改革试点; 三、鼓励发展低端制造业来满足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哪怕是技术水平原始的乡镇企业; 四、用工业制成品而非自然资源出口来进行国际贸易,以换取外汇和国外先进工业设备; 五、中央和基层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和发展地方基础设施建设; 六、没有进行大规模私有化,而是长期实施国企与私企同时并存的“双轨制”,但强化国企的市场竞争力和管理方式的变革; 七、由政府主导产业升级政策,产业升级的顺序是从轻工业到重工业、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从制造业到金融业逐步推进,社会经济也从高储蓄率社会向福利社会逐步发展。 表面上看,虽然中国和英国(以及其它老牌欧洲国家当年)的政治体制有着鲜明区别,但是中国的第四次工业化路径却与历史上发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及其它成功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当年的工业化过程)非常相似,遵循相同的发展政治经济学逻辑。比如,英国的工业化路径具有5个基本发展阶段: 一、原始工业化阶段,开辟国内外统一市场,促进商业交换,鼓励农村企业以远距离贸易(而不是自给自足)为生产目的从事全球贸易,因此乡村手工作坊制造业获得了几个世纪的长足发展; 二、利用原始工业化阶段创造的统一国内外大市场和商贸网络开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劳动密集型工厂规模化生产轻工业消费品(主要是纺织品),满足日夜增长的国内外市场需求; 三、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的对能源、动力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工业三位一体”)的巨大市场需求启动“工业三位一体”的技术升级,克服能源-动力-交通瓶颈,降低交易成本,拓宽和深化市场; 四、利用“工业三位一体”技术升级带来的红利和契机,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即重工业革命),其典型特征是对规模化生产所用的生产工具和中间产品本身实现规模化生产,如钢铁、道路和机械设备(包括农业机械设备),另外还有大规模信用体系的建立; 五、进入福利国家阶段,包括经济福利(如现代服务业、失业保险、基础医疗服务、义务教育以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政治福利(如民主制度、人权、废除死刑、同性婚姻合法化等); 在这样的发展路径中,政治制度是内生的,是根据初始国情、社会稳定和工业化的需要而不断改进的;因此,民主和包容性政治制度是工业革命的结果而非原因。民主制度只有在实现了工业化的社会才能正常运作并对社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否则只会成为社会动乱的加速器。 而没有政治稳定,统一的大市场就不能建立,从而规模化大生产也无法盈利。因此几乎所有成功实现工业化的经济体都曾是在首先确保政治稳定和国家主权完整以及社会安全的绝对前提条件下,不约而同地走过了上述几个发展阶段,无论其政体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 英国的工业化路径[每个国家的这五个发展阶段并没有严格清晰的时间界限,在历史上,各个发展阶段间互相叠加是正常现象。但毫无疑问的是,高级阶段永远晚于低级阶段而出现。 但许多后来的发展中国家急于求成,企图跳过某些低级阶段而直接进入高级阶段(比如在没有开启和完成农村原始工业化或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情况下,就提前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和福利社会阶段),这是它们工业化失败的主要原因——原注]: 一、1600-1760:乡村原始工业化时期。这一时期,农业生产逐步商业化,遍布农村的原生工业在皇室的重商主义政策下全面兴起,并在一大批通过全球贸易和奴隶贩卖发迹的富有商人的带领下,通过外包制从事制造业活动。 [外包制是以农村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制造业形态,在17和18世纪的西欧农村非常普遍,那些剩余农村劳动力按照商人的指示生产和加工产品,再由商人统一采购并运送到国内外市场上销售。许多家庭拥有自己的劳动工具,如手摇纺车和织布机,但他们依赖商业资本家提供生产原料来进行生产。他们生产的半成品会由资本家送往其他地方进行进一步加工,而他们生产的成品会被资本家直接送往市场销售——原注]。 二、1760-1830: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首次通过原始工业化阶段培育的市场条件和商业网络实现规模化大生产(主要在纺织业,通过木制纺织机和水流动力驱动替代人力)。 三、1830-1850:通过克服以能源-动力-交通运输系统(工业三位一体)为经济增长瓶颈的技术革新,加速工业化进程,比如煤炭作为新型能源的大规模使用,铁路作为交通工具的发展,以及蒸汽机作为动力装置的大规模应用。 四、1850-1900:利用工业三位一体开辟的更高一级市场条件引爆并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大工业生产所用生产资料和工具本身的大规模生产,如钢铁、化工原料、机械设备等。 五、1900年以后:进入福利国家阶段,如医疗、教育、失业保险等社会安全网的普遍建立,并在1928年(即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150年之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以后)才实现全民普选的民主制度。 美国的工业化路径: 一、1820年之前:农村商业化和以远距离贸易为目标的原始乡村制造业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 二、1820-1860:在重商主义强政府主导下通过模仿或剽窃英国技术在纺织业实现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驱动能源为木材和水力)。 三、1830-1870:以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创的市场条件为支撑,在强政府主导下进入以克服能源-动力-交通运输工具(工业三位一体)这个经济增长瓶颈为目标的技术提升阶段,如1830年前后全国主要运河修建资金的70%由政府提供,1828-1870之间在政府招标和民间出资的方式下,美国爆发了铁路建设热潮。 四、1870-1940:引爆并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钢铁、汽车、通讯工具、化工产品、农业机械的大规模生产。 五、1940年至今:二战后进入福利国家阶段。1960年爆发了争取公民权的全国性运动,1965年实现了普选,1994年通过反暴力侵害妇女法案,2015年通过同性婚姻法(注意,美国目前仍然没有废除死刑)。 日本的工业化路径: 一、1603-1868(江户时代):在国内外政治稳定的环境中,从事以贸易为目的的农业生产,乡村手工制造业获得全面发展(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 二、1868-1890(明治时代早期):在政府主导下开启并完成以世界贸易为目的的农村原始工业化阶段。 三、1890-1920(明治时代中晚期):在政府主导下引爆以规模化生产轻工业品为特征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纺织工业,依靠进口技术设备生产劳动密集型纺织品并以出口世界市场为目的。 四、1900-1930:在政府主导下克服能源-动力-交通工具的三位一体技术瓶颈和经济增长瓶颈,以铁路建设高潮为代表。 五、1920-1941: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端。 六、1945-1980: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在美国占领下实现民主改革,进入福利社会。 中国的道路 中国将西方及日本几个世纪的发展进程压缩到了三十多年,其工业化进程经历了3个主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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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成功的洗脑行动—由“私”变“民”的华丽转身

Privately held company

【观察者网】作者:德斯蒙,居港工程师 近几年,媒体上“民”这个形容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民企、民资、民间舆论等词汇频繁露面,粗看起来平民百姓真有希望成为国家的主人,然则实际推敲一下就会发现此“民”完全非彼“民”。 所谓民企即民营企业,但它掌握在谁手里呢?根据去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国现有民营企业840万家,即使按平均每个企业由三个家庭控制估算,充其量也就代表2500万个家庭,不足中国家庭总数的十分之一。亦即民企只是不到十分之一中国人的企业。 所谓民资即民间资本,今年三月份《福布斯》中文版发布最新调研成果《中国大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参考国际通行标准,《福布斯》定义的大众富裕阶层是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万美元(约63万元人民币)至100万美元(约630万元人民币)之间的中国中产阶级群体,其人数在2012年底达到了1026万人。这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可以用于投资的民间资本,也只掌握在这一千万人和更上层的极少数私人富豪,手里。 所谓民间舆论是一个颇为模糊的概念,总体来说就是一些为民企和民资代言的传统媒体的自封。他们收取私人资本提供的资金,为其在社会上摇旗呐喊,其行为正如最近《中国青年报》所赞美的那样,政治游说。只是游说既然是收钱办事,自然只需对出资方负责,平民百姓又拿不出巨额资金,这舆论又谈何民间二字。 显而易见,上述各种词语所代表的不过国人中的极少数,称其为“民”无异于将饿狼形容为绵羊。 按照目前的语境,民这个字是对应官而言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将这些私人资本、私人企业、游说舆论称之为“民”似乎也勉强说的过去。问题在于对应官的民是可以分为几个阶级的,互相之间的利益完全没有重合。例如富豪榜上私人老板的利益和普通平民能有何瓜葛?私营企业老板和员工之间更非一致,一概以“民”代之,无非指鹿为马、混淆视听而已。实际在西方,从来没有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说法,对应的是私人(private)部门、私人企业、私人资本,突出了其为个别人所有的特征。即便是在中国古代,整个社会也是分为三个群体:官府、豪强和平民。代表私人资本的豪强凭借手中雄厚的财力物力,上对抗官府,下欺压平民,极力扩大自己的势力;历朝历代政府,却至少在崩溃之前,都在打击豪强、抑制兼并,保护作为王朝主要纳税源和兵源的平民。由此可见,谎称为“民”的私人企业、私人资本本质上与平民无关。 依靠这种把私人资本改称为民间资本的说法,几年来民营、民企、民资几个词逐渐深入人心。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36条)尚且明确使用私营两个字,到2010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新36条”)已经改成为民间一词。甚至今年3月份刚刚就任总理的李克强,在答记者问时也称要推动民营资本顺利有效地进入金融、能源、铁路等领域。可见这个说法现在已经被上至总理下至黎民视作理所当然,更加作为一种有益民生的行为而接受。 把代表个人的“私”偷换成代表平民的“民”,不夸张地说,这是新中国以来少有得一次成功洗脑活动。从此为平民所警惕的少数人私利就被描绘成了大多数人向往的公益,堂而皇之地站在了争权夺利的舞台上,以平民的名义向政府索取好处,同时将政府抹黑成平民的对立面。为了牟取私利,他们收买的媒体喊出了政府不要与民争利的口号。然而私人资本争取到的好处跟平民有何关系?亿万富豪们财产再多一倍也不会让普通人收入增加一分钱。也许有人说私人资本进入能增加竞争,但竞争的结果是产品价格下降,不代表任何一方的盈利属于消费者。而消费者需要的是竞争这个过程而非特定参与者,两家国企的竞争一样能达到价格降低的目的,尤其几家私企的垄断联合也可以让平民付出更多,正如香港完全没有国有资本,其市场垄断程度却远超大陆。 更何况作为国有资本,理论上起码每个平民都有一份,实际操作中也曾用来补充各种财政缺口,换成私人资本,谁又有权利提出要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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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 facts about Year of Monkey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zodiac kung fu

Six facts about Year of Monkey

2016-02-07 11:34Xinhua Editor: Mo Hong'e The Year of the Monkey,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zodiac, is almost on us. Why do so many Chinese want to have babies in this year? Can monkeys do kung fu? Here are six facts about the monkey in the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ZODIAC The Chinese zodiac comprises 12 animals - mouse, ox, tiger, rabbit, dragon, snake, horse, sheep, monkey, rooster, dog and pig - all fixed in that order on a 12-year cycle, and each related to one of 12 Terrestrial Branches. Ranked the ninth, the monkey is related to Shen Terrestrial Bran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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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first high orbit remote sensing satellite to take wider pictures for earth

high orbit remote sensing satellite

China's first high orbit remote sensing satellite to take wider pictures for earth

A Long March 3B rocket lifts the satellite from the Xichang Satellite Launch Center in Sichuan province at 12:04 am into the geosynchronous orbit. (Photo: People's Daily Online/Zhao Zhuqing) Xinhua News Editor: Gu Liping China's first high orbit remote sensing satellite, Gaofen-4, was sent into space Tuesday. Gaofen-4 is China's first geosynchronous orbit high-definition optical imaging satellite. It will be used for high-precision observation of China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and serving as the source of observation data, says Zhang Hongtai, president of China Academy of Space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Li Guo, chief designer of Gaofen-4, this satellite can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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